一年前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“2·25”系列强奸、抢劫、杀人案疑犯赵志江被警方擒获，经查此人共作案21起、奸杀妇女10名。日前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。然而，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只指控赵志江奸杀9人，没有提及另一名被害妇女。今年第5期《瞭望新闻周刊》对此披露了隐情：原来，这起发生在10年前、案号为“4·09”的厕所奸杀案，已由一个名叫呼格吉勒图的人“领受”，呼氏当年就被呼市和自治区两级法院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，“从重从快”执行了死刑。
　　应该说，“4·09”案件指控到赵志江头上并非没有证据，他不但先后主动供认、指认了“大量只有凶手才能知道的细节”，还从看守所递出“偿命申请”，提出“自己做事、自己负责”。那么，又是什么原因让公诉机关对此案“按下不表”？显然，以这起命案为连接点，赵案与呼案之间有着某种非此即彼颇为敏感的关联性。如果指控并最终认定真凶为赵志江，那么呼格吉勒图就是被冤枉的，呼案就是一起彻头彻尾、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。由此而导致的直接法律后果也就十分地清楚：呼案必须被依法平反昭雪，并给予国家赔偿。这些倒是与湖北佘祥林案十分相似的，所不同的是佘祥林幸运地没被“从重从快”地处死，他还能为自己鸣冤叫屈，而呼格吉勒图却是身首异处、永远闭嘴了。这也就决定了尽管呼案的冤情可能比佘案来得深重，但却具备了被人为地“沉棺深埋”的有利因素。如此，公诉机关隐案不诉、家丑不外扬也就不那么奇怪了。让人感叹的是，佘祥林案曝光之初，还有评论愤然质疑“为什么非要等到真凶落网，冤狱才能洗冤”，现如今可是真凶已经“浮出水面”，“疑似冤案”还诉不得、审不得，更翻不得。
　　也许少诉一个命案、少算一笔血账，对于一个十恶不赦、死有余辜的杀人狂来说，定什么罪量什么刑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，但对于被害妇女而言，真凶不揭、沉冤未伸就等于法律没有给她一个“说法”，她将死不瞑目。而司法机关因为“某种原因”死活不肯把这起隐案诉个清楚、审个明白，含冤最深的莫过于那个极有可能做了“替死鬼”的呼格吉勒图了，他冤就冤在法律给了他一个错误的“说法”。不管是法律该给说法而没给说法，还是应给正确的说法却给了错误的说法，对公民的权利都是一种实质性的损害。跳出个案来说，普通公民往往是从法律对自身权利的强力保护中亲近法律的，本应正确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与之反向“司法”，又怎能让人相信法律的神圣进而信仰？
　　对这起重大的“疑似冤案”，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专门组织过核查。报道中引用了核查组权威人士的结论性意见：“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。”既然是“冤案”，并且是一个用“合法手段”剥夺了他人生命的命案，理所应当尽速启动再审程序依法改判、平反昭雪。可事实是，当地司法部门至今仍在“稳坐钓鱼台”，从他们办理关联案件遮遮掩掩、神神秘秘的暧昧态度可以看出，他们顾虑重重、举步踌躇，实在缺乏有错必纠的执法勇气。他们究竟在顾虑什么、踌躇哪般？在我看来，他们盘算的或许不是不想纠错，而是纠错之后的成本支出。首先是责任问题。有道是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当年一手铸成错案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大概都得被问责查办，削职罢官直至锒铛入狱——这是干部的成本。其次是赔偿问题。无辜者受到错误追究并且为此枉送一命，巨额国家赔偿依法都得由作出原生效判决的法院承担——这是金钱的成本。再次是形象问题。一起人命关天的冤案被稀里糊涂地一路放行，负责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只见“互相配合”，不见“互相制约”，其“公正执法”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大打折扣——这是无形的成本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一些办了错案的司法机关唯恐自身利益的失去，才使得他们对待冤假错案格外地“慎重”，而这几乎已是造成当今冤假错案改判难的“同一律”。对此，可能有人会感到困惑：为何他们当初办案时不怜惜成本、爱惜形象，慎之又慎地把案子办成“铁案”，反倒在“产品”出疵之后突然注重起成本和形象来了？奥妙就在于，彼时面对的是他人的权利，而此时面对的是自己的权力。说到底，他们不是真心实意对法律负责，而是变着法对自己的“乌纱”负责；不是堂堂正正维护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，而是铆足劲维护“本官”的形象。“权利冷漠症”加之“权力依恋症”的重度发作，其症状之一便是“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误也要坚持错误”（巴金语）。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首席大法官肖扬最近在谈到司法和谐时曾有过一番精辟之语：“司法职责不是法官为自己牟取利益的工具，而是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公器。在司法活动中，法官除了维护法律的权威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，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。”“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、正义的和谐，司法不能牺牲公平正义求得短暂的和谐。”同样地，他主张在死刑问题上“从严掌握，少杀慎杀”。韭菜割了，可以再长；脑袋砍了，没法再续。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要不要为一起冤案平反这个话题，即使再有意义，终究也挽不回一条被错杀的年轻生命。保障宪法赋予的人权，是司法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我们不能容忍司法对公民权利的冷漠、对冤假错案的轻忽、对枉法裁判的“葫芦僧”们的姑息，否则难保不会出现第二、第三个呼格吉勒图，那样社会将会付出更多公正、和谐的成本。正因如此，我愿以极大的耐心期待正义力量对于这起“疑似冤案”的庄严宣判。